近日,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为官近30年的曹鉴燎,历任镇党委书记、三个区“一把手”,又官至广州副市长,在新城开发、旧城改造中滥用权力疯狂敛财,涉案金额高达近3亿元。
以权力为筹码、用经济学思维“运作”腐败产业,曹鉴燎精心营造起一条贪腐产业链:许多地产老板、村官、实权派官员前呼后拥,有人为他买别墅,有人为他建会所,有人充当他的“投资代理人”。
“按经济规律办事”拒绝提拔只为坐地敛财
“小的不贪贪大的。”在接受审讯时,曹鉴燎直言不讳地说。在长达20多年的贪腐历程中,拥有高级经济师资格的曹鉴燎始终不忘“按经济规律办事”,甚至为此三番五次拒绝组织提拔。
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在沙河镇任党委书记、镇长期间,有关部门几次想调他上天河区,曹鉴燎竟表示“不愿意”。舍不得走,不是为了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而是因为镇领导位子“含金量”更高。
早在1992年,香港老板范某找到时任沙河镇党委书记的曹鉴燎,希望获得原沙河镇政府所在地块的开发权。曹鉴燎欣然允诺,事后范某给曹鉴燎送了200万元人民币。
此后,在广州市规划开发珠江新城的过程中,由于镇一级干部有很大自主权,可以通过协议转让方式灵活出让村集体土地,曹鉴燎更不愿因提拔调动失去敛财机会。
有冼村村民回忆说:“20多年前,为了能继续留任敛财,曹鉴燎通过下属让我们联名写信挽留他,当时不懂什么意思,现在想来真是荒唐。”事实上,后来,直到发现在天河区任职“赚钱”机会更多,曹鉴燎才接受了提拔。
在不少干部群众眼中,曹鉴燎是天河区的“影子地主”。经办案部门调查,在珠江新城大开发的十多年间,曹鉴燎通过控制镇村集体留用地的协议转让,指定自己的“关系户”和村集体合作,为多个房地产公司在拿地和经营上提供帮助,收受了相关地产商数千万元的巨额贿赂和房产、商铺。
2011年12月任增城市委书记后,曹鉴燎继续如法炮制,在旧城改造中“参股”开发商的项目,并为其改规划、提高容积率。知情干部透露,就在案发前两周,曹鉴燎还主持会议研究决定,一次性出让“三旧改造”土地20多块。
增城市一名处级干部说,改造项目原本只需上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但曹鉴燎上任后提出市委书记也要参会。“他借口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要求加班加点搞改造,领导既然拍板,我也只能履行程序,没有办法。”
表面看是积极干事,背后其实却是大把捞钱。相关部门初步查明,曹鉴燎涉嫌收受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7000多万元,另有2亿多元的涉案金额,检察机关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
曹鉴燎案在党内通报后,引发许多党员干部的愤慨。广东省纪委一位负责人说:“有的党员干部身在组织内,却向往体制外的商人家财万贯、纸醉金迷。他们既想当官、又想发财,甚至把当官作为发财的渠道。这样满脑子整天想着赚钱发财的人,怎么能做好工作?!”
腐败合伙人:村官、老板、实权派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曹鉴燎身边最多的“朋友”是商人老板。为了在项目开发、公司经营上得到曹鉴燎的各种关照,老板们不惜斥巨资买别墅、建会所,甚至为曹鉴燎的情人支付高达上千万元的“分手费”,让曹鉴燎纵情享乐。
在官商交往中,权力投资、利益交换无处不在。“要不是曹鉴燎关照,高德置地集团董事长苏萌至今可能只是个搞批发的小老板。”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在珠江新城开发初期,曹鉴燎帮苏萌低价囤地、出谋划策,使苏萌十多年就变成身家超百亿的开发商。为感谢曹鉴燎的关照,苏萌则“借款”数千万元港币给曹鉴燎的亲属用于投资、炒股。
“跟老板混在一起,慢慢就会职务不分、身份不分、立场不分、吃喝不分、钱财不分,慢慢就把自己和他们等同起来了。”曹鉴燎向有关部门交代说。
除官商勾结之外,为拉拢关系、扩大腐败产业链,曹鉴燎不惜给其他部门的实权官员送“项目”,给下属送钱,拉更多人“下水”。
在不兼任沙河镇委书记、镇长后,曹鉴燎把老部下何继雄提拔为沙河镇镇长,并由何继雄的姐姐任沙河镇经济发展总公司总经理。后来成为广州市协作办党委副书记的何继雄交代说,1999年曹鉴燎亲自给他送上巨款,这让他心甘情愿跟曹鉴燎一起捞钱。
广州市房管局原副局长谭丽群也是曹鉴燎的“腐败合伙人”。上世纪90年代,在曹鉴燎支持下,谭丽群仅出资30万元就长期控制珠江新城某地块。土地升值后,曹鉴燎又介绍房地产公司老板接盘,帮助谭丽群等获利2600万元,他则从中分得900万元。
据广州市纪委通报,何继雄、谭丽群均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被纪检部门立案调查。
在腐败村官被纪检部门“一窝端”、位于广州商业繁华地段珠江新城的冼村,畏罪潜逃的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卢穗耕也是曹鉴燎手下“马仔”,许多涉案村干部都收过曹鉴燎和地产商派发的“糖衣炮弹”。一些村民告诉记者,在曹鉴燎庇护下,大量集体土地、物业被卢穗耕等低价出租,村民利益严重受损。曹鉴燎案发后,冼村村民废除、调整了曹鉴燎干预下签订的租约,仅村集体每年增收的租金就达1亿多元。
“边腐边升”:反腐高压线为何难“通电”?
从沙河镇党委书记到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为官近30年,为何能“边腐边升”官至广州副市长?特别是多次“拒绝提拔”也未引起有关部门怀疑?
事实上,对曹鉴燎的质疑和举报早已有之。2010年冼村启动旧城改造后,怀疑背后有“猫腻”的村民多次集体举报、反映问题,但直至2013年冼村班子成员被纪检部门“一窝端”,曹鉴燎才被“拔出萝卜带出泥”。
连曹鉴燎自己在接受审讯时都承认,其在天河区任职时就听说有人告他的状,但后来也毫发无损。“因为第一我比较谨慎,第二有些东西也没有暴露。1992年我就收了人家一笔钱,组织上也没有深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教授任建明认为,这表明过去反腐力度不够,有多种因素导致反腐机构不能有效运作,甚至对一些被举报的官员也没有及时展开调查。加上曹鉴燎“演技高超”,因此“边腐边升”问题比较严重。
专家认为,曹鉴燎的贪腐历程折射出过去有关部门选人用人标准的局限。“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背景下,部分地区在选人用人上更倾向于‘经济能人’,把经济增速的多少当作主要政绩,却忽视了干部的党性修养、法治素养和道德品行。”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张浩说。
曹鉴燎到任增城后,曾在一个研讨会上提出,增城要成为广州东部新城副中心,规划要力争做到1000年不落后。如此贻笑大方的观点,却曾成为当地宣传的重点。一些曾与曹鉴燎共事的干部说,曹鉴燎雷厉风行、很有魄力,有些拆迁改造复杂艰难,但在他的强势指挥下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对干部的考察缺乏全面性,相关防腐机制未能严格执行。如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在党内法规中早已明确,但曹鉴燎在国内、海外都购置不少房产,十多年前就把妻子、儿子移居香港,还为自己编造假身份、获得香港永久居留权。如果相关制度得到落实,曹鉴燎不会如此猖獗,甚至在案发前险些逃脱。
张浩认为,在选拔任用干部中,组织部门除了通过程序上的民主和公开进行防范,还要在事后进行追责,“建议尽快提升反腐制度的针对性和操作性,深化推进地方党政一把手经济责任同步审计,加强对重大领域、重大项目、重要资金的审计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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