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9日,沙漠腹地的排污管道直接伸入沙漠进行排污。所排污水渗透后污泥被直接填埋,管道废弃。陈杰/CFP
9月25日,内蒙古自治区腾格里工业园区。
腾格里额里斯镇的区位优势更加明显,距迎水桥铁路编组站15公里、宁夏中卫火车站22公里、中卫香山机场17公里。即将建设的长中线一级公路和规划建设的乌力吉至中卫铁路、甘武线温都尔勒图乌兰敖包站至青铜峡大坝站铁路将从开发区穿境而过,使开发区成为阿拉善盟东进西出、南开北连的重要交通枢纽。
公开资料显示,园区规划控制面积为85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33.7平方公里。在园区发展高峰期,园区引进的企业近40家,“化工集群地”曾经是园区对外宣传的名片。
园区主要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描绘园区发展蓝图:“十二五”时期,园区以煤化工、盐化工为基础,发展冶金、新型建材和精细化工三大支柱产业。同时,以项目建设为依托,产业发展为动力,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撑,生态环境建设为保障,力争三年内将园区打造成投资和销售收入超百亿元的绿色生态园区、循环经济园区和自治区西部地区重要的精细化工基地。“十二五”末,力争两家企业进入内蒙古自治区百亿企业行列,园区完成投资突破300亿元,销售收入突破300亿元,税收突破60亿元。
事实上,腾格里工业园区一度离蓝图很近,经济尚好时的2012年,1至7月,园区实现工业总产值41152万元,其中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32380万元。
这一派繁荣的表象,在当地牧民哈斯乌拉看来,是“浓烟飘飘,臭气熏天”的代名词。他的几千亩草场中有几个天然的洼地,过去,牲畜口渴了,会自然汇聚在洼地周边喝水,现在牲畜根本不会去,只得花几千元打个深水井抽水供牲畜饮用。
腾格里工业园区污染的严重状况引起了媒体与公众的关注。
企业从众心理导致污染
牧民知道污染,无处可说;企业知道污染,明知故犯;园区政府知道污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污染对腾格里工业园区来说,如同一个好不了的伤疤,越挤,脓血越多。”资深媒体人赵尔多(化名)是较早进入腾格里工业园区采访的媒体人。
“除了那臭气刺鼻的气味让你的嗅觉无法忍受外,那直排入沙漠的污水产生的说不出什么颜色泡沫,更让人恐惧。”赵尔多说。
中华环保联合会法律中心调查人员曾将在当地收集的饮用水样本以及工业废水样本送检,结果显示,距离腾格里工业园区两公里左右的当地牧民饮用水中所含致癌物质苯酚超过国家标准410倍。
一时间,“PH值”“磷酸盐”“生化需氧量”等专业名词让公众做了一次自我科学知识普及。由于当地的日照强、蒸发量大,一些企业的化工废水并未送专业污水厂处理,而是通过晾晒以求自然蒸发。而且,这种污水处理工艺还获得了内蒙古环保厅的环评批复。
对另外一些企业而言,购置并建设一套污水处理装置,企业还能承受的起,“但看到大家都往沙漠里排,我们也往沙漠排了。”来自天津的一家驻园企业工作人员说出了大家的从众心理。
植物学家、草原生态学家、内蒙古师范大学生态学教授刘书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腾格里腹地地下水资源丰富,如果违规排放,很可能造成地下水污染。
“沙漠地下水一旦被污染后,修复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说。
从2010年到2014年,多家媒体对腾格里工业园区污染事件做了详细报道,这些报道最终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
党中央、国务院关注此事后,内蒙古除第一时间对污染现场进行了处置,同时还启动了问责机制。内蒙古环保厅一名副厅长、阿拉善盟分管副盟长、阿拉善盟左旗旗长、分管副旗长、盟旗两级环保局长被免职,共有24名相关责任人先后被问责,并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8月23日,3起案件的判决,则是司法机关对腾格里工业园区污染事件的进一步回应。
“该来的躲不过,企业也该痛定思痛,给自己一个救赎的机会。”一家涉案企业负责人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刑事判决能否震慑企业
判决给腾格里工业园区的驻园企业带来不小震动,“这回是来真格的。”一名总部在江苏的企业高管说。
这些企业绝大部分是当地招商引资的重点对象。为了利益最大化,加上优惠的土地、税收、用电、用水政策,企业接踵而来是常态。这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本已在国内发达地区没有生存空间,但与一些欠发达地区的GDP冲动搅在一起,往往能避过层层审核关卡,起死回生。
“在生态修复的高昂成本与短期的巨大利益诱惑之间,很多企业会选择后者。”律师刘兴成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更可怕的是,“一部分企业抱的是‘捞一笔’就走的心态,根本不会考虑企业的排污行为会给当地的生态带来什么后果。”一直致力于阿拉善盟当地生态保护的某环保机构负责人一语中的。
“从法律效果来说,司法机关对严重破坏环境者,必须依法惩戒;从社会效果来说,还要给欲行破坏环境者以足够的警示:千万别越红线。”阿拉善盟左旗人民法院院长赵亮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从判决结果看,对涉案的企业罚金数额不高,对涉案人员虽都处以刑罚,但都是缓刑,这会使法律的威慑打上折扣。”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学学者说。
刘兴成则建议,司法机关与环保部门应联动,建立企业涉及污染案的“黑名单”制度,并定期公示,让公众、媒体监督其一举一动。
最严厉环保法还需帮手
“环境风险隐患突出、环评审批和‘三同时’执行成为‘表面工程’、工业园区污染治理设施形同虚设、环境纠纷隐患突出、污染转移现象严重、环境执法监管不力。”时任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中心督察诉讼部部长的马勇曾对工业园区有过撰文描述。
如何避免类似“腾格里工业园区污染”的事件再次发生?
去年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以高票赞成通过了新修订的环保法。新环保法首次提及,面对重大的环境违法事件,地方政府分管领导、环保部门等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将“引咎辞职”。
“这意味着,为环境违法问题买单的不仅仅是违法企业,立法层面纳入多项环境执法措施,实际上是堵上了环境违法最关键的‘一道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表示。
“事实证明,地方的经济驱动与环境保护似乎永远在打架,如果有牙齿的环保法不能给违法犯罪者以足够的惩戒,不能给地方政府以足够的警醒,类似腾格里工业园区污染事件还会再度发生。”内蒙古法院系统一位基层法官对此表示谨慎乐观。
“还有一个情况必须引起重视:新环保法出台了,其他的配套法律也应该及时进行修订,否则会发生新环保法与其他法律‘打架’的情况,反而制约‘污染问题法律解决’的效果。”这位法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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