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内法规构建反腐败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完善国家层面反腐败法律制度,形成完善的国家反腐败体系
法制网记者
法制网实习生
硖石,地处浙江海宁。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东巡,见硖石有“王者之气”,下令十万囚徒凿山为二,东西对峙,并引入长水之流以破之,为硖石平添一丝神秘色彩。
两千年之后,一块刻有“双龙戏珠”图案的汉白玉石在这里出土,上面隐约可见“礼部尚书许”“康熙五十三年”等字样。
经专家考证,“礼部尚书许”是清代康熙年间礼部尚书许汝霖。
许汝霖任江南学政时,当地学官腐败严重,他严厉整饬,上书康熙力陈四条,颁布整顿士风训令、无学历者不许为教官、禁止学生吃喝送礼、禁止伪造乡会文书,惩治贪腐作弊者。一时间,两江考风大为好转。
许汝霖一生清正廉明,政绩丰厚,告老还乡时,康熙御赐亲书“清慎勤”匾额予以嘉奖,并传谕:“卿居官三十年,并无小过,此去可称完人矣!”
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很多人想起了许汝霖。因为,在这一年里,中央不仅持续保持“打虎拍蝇”的高压态势,而且正在建立起一套让为官者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
年度拿下29名“老虎”
许汝霖为官一生,不但能够清清白白告老还乡,还名留青史。
与其相比,同为浙江籍、今年66岁的浙江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斯鑫良则还在等待着法律的审判,遑论告老还乡、名留青史。
2015年2月16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斯鑫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4个月后,中央纪委通报了对斯鑫良的立案审查结果。
经查,斯鑫良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收受礼金;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由他人出资安排打高尔夫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与他人通奸。
斯鑫良被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接着,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斯鑫良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截至目前,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回顾2015年,反腐仍是中国最具热度的话题,省部级领导干部的落马,更是其中的焦点。
《法制日报》记者统计发现,2015年,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纪律审查栏目总共通报了29名省部级领导干部接受组织调查。其中,有党政领导干部22人,有国有企业领导干部7人。
在被通报的29名省部级领导干部中,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第一个被调查的现职省委书记。2015年7月24日,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10月16日,周本顺被“双开”。
福建省委原副书记、省长苏树林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第一个被调查的现职省长。2015年10月7日,苏树林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身为60后官员,苏树林曾创造数个“第一”,他曾是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曾是最年轻的省长。
在2015年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尤其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吕锡文。
2015年11月11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吕锡文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5天后,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一个多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称,吕锡文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
吕锡文今年已满60周岁,浙江宁波人,大学毕业后即在北京工作,曾任北京工业学院分院团委副书记,后来从北京市西城区委副书记、区长职务上升任西城区区委书记,后在此任上晋升北京市委常委。
2007年,吕锡文以北京市委常委身份兼任北京市委组织部长,其在组织部长任上长达6年。
吕锡文还是新一届北京市委专职党委副书记,北京市委党校校长、北京行政学院院长。吕锡文还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被调查的第12名中央候补委员,也是第二名省部级女官员。
接受记者采访的学者认为,党的十八大是中央反腐败的“分水岭”。
因此,将吕锡文案放在如此宽阔的视野内观察,她的落马就有了象征性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自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2012年12月接受组织调查开始,至吕锡文接受组织调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有省部级官员落马。
中纪委终于交出了“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反腐“成绩单”,填补了“反腐地图”的最后空白。
统计显示,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查处了59名省部级官员,其中有4名正省部级干部,分别是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福建省原省长苏树林、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四川省政协原主席李崇禧。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向《法制日报》记者表示,吕锡文的落马和每一个省份都有省部级官员落马,一方面说明我国的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另一方面也宣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表示,官员“不敢腐”已初见成效。
庄德水认为,中央一直保持高压反腐态势,通过“打老虎”“拍苍蝇”使反腐败在“治标”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同时转向治标与治本相结合,进入制度建设的反腐败新阶段,通过反腐败制度建设,逐步弥补制度漏洞。
反腐不断深入,正风执纪也越来越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统计,2015年,包括4名省部级干部、283名地厅级干部在内的23951人被党纪政纪处分。
党内法规搭建顶层设计
《诗经》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意思是说做人、做事、做官,没有人不肯善始,但能够善终的却不多。
这话用来总结四川省蓬安县委原书记袁菱的人生经历,颇为贴切。
2015年7月,袁菱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和行贿罪,被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受贿赃款4052万元被依法追缴。
法庭上,袁菱泣不成声。
“我是怎么变成了今天这副贪婪金钱到疯狂而又怪异的丑恶模样?”袁菱在反思,但一切为时已晚。
袁菱,四川南充人,1988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此后进入西南石油学院任教,2000年任西南石油学院团委书记。
2001年,时年34岁的袁菱进入政坛,从西南石油学院被选调到四川省西充县任副县长。
新的工作岗位带来了新的环境,也给袁菱带来了新的体验。比如,在大学时,过春节没有人送“红包”;到县里工作后,送的人多了起来。
对于这种变化,袁菱一开始很不适应——收的话怕违反纪律,不收的话怕显得不近人情。几经纠结,袁菱还是决定不开这个口子。
南充市一名熟悉袁菱的干部表示,2002年年底的一天晚上,一名干部送给袁菱1万元。当时,袁菱和老公带着儿子开车去追,追了几里路去退钱。
“当时的我不仅是不敢收钱,而且从内心也是不愿意要的。”袁菱说,对于拒绝收钱,退还给别人的钱,她还给自己定了一个“退钱不过夜”的规矩,目的就是不给自己机会去犹豫。
然而,风总是起于青萍之末。
有一次,袁菱的一名部下来到她办公室,寒暄几句后,这名部下拿出一个装着1000元现金的信封,一边递给她一边说:“本想买点礼物,又不知道买啥。”
袁菱很坚决地把信封推了回去。一时间,两人都很尴尬。从此以后,对方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她。
因为一个“红包”,失去了一名部下的“信任”,袁菱觉得得不偿失。于是,袁菱开始尝试着“改变”。她对“红包”不再排斥,或收或送,不仅不以为耻,反而渐渐“如鱼得水”,胆子也越来越大。
袁菱担任蓬安县委书记之后,没有制约的权力让她慢慢走向疯狂,到后来干脆直接索贿。
2013年9月,四川省纪委通报称,袁菱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袁菱第一次面对“红包”的心态可谓是一些人的真实写照。
“记得刚到自治区交通厅工作的那年春节前后,市县领导来厅里,给了我一个3000元的‘红包’,我放在办公桌抽屉里一个星期都没敢碰。”这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厅原副厅长廖小波第一次面对“红包”的态度。2015年11月,廖小波被法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原副书记李涛说,由最初接受他人钱财时的紧张不安,逐渐变为后来的习以为常;由开始的逢年过节接受礼金,到后来的为人办事收人钱财。
“不敢碰”、“非常害怕”,但这些内心的真实写照并未能持续多久。
贪似火,无制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必滔天。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一些人在腐败泥坑中越陷越深,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其身上出现的一些违法违纪的小错,党组织提醒不够,批评教育不力,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就可能导致要么不暴露,要么就出大问题。所以,要抓早抓小,有病就马上治,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不能养痈遗患。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在接受组织调查时反思:“如果组织上早提醒或早处理我两年,我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不至于这么大,自己犯的错误也不至于这么严重。”
纪检监察机关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2015年2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文称:体制机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既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也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障碍。
2015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陕西调研时强调,修订党内相关法规时要针对现阶段突出问题,把享乐、奢靡等“四风”问题纳入党纪处分范围。要把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要求细化、具体化,体现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最新成果。
因此,在2015年的反腐败工作中,一个突出亮点是,制度反腐成果颇丰。
201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集体学习,主题为“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针对现实的反腐形势集体学习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这是第一次。
习近平强调,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要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落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发挥法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同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同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庄德水表示,这些党内法规的出台,意味着“中央把反腐败的经验,特别是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经验和成果制度化、规范化”,推进反腐败的顶层设计,为下一阶段深化反腐败奠定制度基础。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曾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党规党纪属于党内法规体系,本身就是制度反腐的组成部分,对相关条例的完善,能够更好地从制度上推进反腐败工作,规范约束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行为。
加速推进反腐败立法
贪赂可以亡国。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大梁人尉缭向秦王嬴政建议灭掉六国计策时说,“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
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秦国运用此计可谓屡试不爽。
一个佐证是,秦国曾以重金收买韩国南阳郡守腾,公元前231年,腾以所辖之地投降秦国,秦国任命其为内史。第二年又用腾攻打韩国,俘获了韩王安,占领了其城池土地,设为颍川郡,韩国灭亡。
两千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习近平指出:“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
王岐山指出,中央横下心要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同时,要加大治本力度,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
王岐山说,要将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的实践成果固化为制度,不断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相关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有机衔接”。
对此,庄德水建议,在党内法规构建反腐败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完善国家层面反腐败法律制度,形成完善的国家反腐败体系。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提出,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法律制度,把贿赂犯罪对象由财物扩大为财物和其他财产性利益。
庄德水表示,加快反腐败国家立法,推进法治反腐,需要把党内反腐有效的制度、做法、措施和思路上升为国家法律,把对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拓展至所有公务员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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